2，  老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与哪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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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生活方面，现在的老人比过去的老人生活要好，过去人们的温饱都成问题，老人难免要忍饥受冻，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老人缺衣少食已不再成为普遍现象；荆门农村的老人比新庄村的老人要好，荆门农村生活水平较高，大多数老人可经常吃肉喝酒，新庄村生活节俭平时几乎不吃肉不喝酒。这说明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只有整个农村摆脱了贫困，农村老人才能有生活保障；如果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整个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没解决，农村老人有病不能治病就会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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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老人的社会地位比过去低下？为什么荆门农村老人生活比以新庄村为代表的关中地区要好而自杀的更多？这说明老人的幸福观关注的重点不在物质方面而在精神方面即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关心。

解放前，中国广大农村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农村的主要生活资料——房屋和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都掌握在老人手里，国家同时还赋予宗族长老教化和制裁本族子孙后代的权力，老人的优势地位当然不容挑战；大集体时，农村的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主要生活资料——粮食也由集体按人口分配，而且由于人口流动不大，长期在一起劳动，干部和社员能及时了解各家的家庭矛盾，老人受了子女的气可以向大队和小队干部申诉，干部有权对不孝行为组织批斗，老人地位因而较有保障；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又恢复到以户为单位生产，青年人有了更多离开村庄机会，不愿尊重老人的意见，村组干部因失去了控制生产的权力而不愿管家事，传统宗族组织经过建国后国家正式组织的打击和改革后市场的冲击，其长老的权威大多不如以前，因而，老人地位明显下降。这说明了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老人地位的下降与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有关。 务农网- :r2^#"$SD}3(t]@v

从横向来看，荆门农村老人自杀率特别高，关中地区老人社会地位较荆门农村老人高。两地的不同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江西赣南和湖南岳阳农村老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荆门农村的高，它们在经济发展上大体相同；福建和浙江一些宗族意识强的农村也比荆门农村更有敬老传统，但它们的经济远较荆门发达。关中地区与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宗族地区的相似点，与荆门农村的不同点主要有3点：一是村庄的社会结构。关中有户族；宗族地区保存有较完整的宗族组织，如祠堂和族谱。同户族要在一起办婚丧事，同宗族的要在一起祭祖、办红白事。户族和宗族便成为村民在户之上的一个行动单位，在这样的行动单位里便容易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共舆论，对村民的不孝行为进行谴责甚至制裁，老人的地位相对有保障；老人也容易在户族或宗族中找到他们的归属和地位，因为现在的家庭大多是年轻人当家，老人被边缘化，但户族或宗族需要老人发挥作用。荆门农村高度原子化，户是他们唯一的行动单位，村庄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舆论，村民的不孝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谴责；由于没有比户更大的行动单位，老人在家庭里被边缘化后也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因而社会地位便更低下。二是老人的组织化程度和老年精英的流向。关中有户族，每逢婚丧事，同户族的老人可聚在一起；有庙会，同村乃至邻村的老人可以聚会。宗族组织存在的农村，老人也可通过每年的祭祀和同房内的红白事聚在一起。老人经常聚在一起，不仅可以相互交流和沟通，满足情感需求，而且可以在老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建立对生活的信心，不会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荆门农村几乎没有适合老人的场所和活动，老人很难定期聚会，无法相互交流，有了不如意事和受了冤屈，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很容易对生活绝望因此自杀的特别多。关中和宗族地区的老年精英如干部、工人、教师在退休后都愿意回村生活，这些人见多识广又有较普通村民收入更高的退休金，因而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们都有较浓厚的孝敬老人的传统意识，也敢于批评村民中的不孝行为，有助于形成敬老的良好氛围。荆门不仅城镇老年精英不愿回到农村居住，而且一些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年精英包括一些任主职多年的村干部和靠经商打工赚了钱的能人也搬到了城镇居住，在年轻人的意识中，村中留下的老人大多数说不起话办不成事，其社会地位当然无法保障。三是信仰。关中每个自然村都有庙，并定期开展庙会，民间信仰活动很频繁；宗族意识强的地区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每年都进行集体祭祀，每隔几年都要续谱，实际上也是一种崇拜祖宗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不仅给老人赋予人生意义和提供感情上的支持，提高老人的主观福利，而且在两方面帮助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村民特别是年青人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会自觉或下意识的强化对鬼神的敬畏感和对老人不孝的罪恶感，因为中国的所有民间信仰都强调奉祖先孝双亲，认为孝敬老人会得到鬼神的保佑和带来好运，不敬父母会遭到报应；另一方面，老人能够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得到社会的尊重，因为相对年青人来说，老人在民间信仰方面的知识更丰富，民间信仰的仪式如庙会都是老人组织和主持的，老人在主持仪式、组织活动中容易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总之，老人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与村庄的社会结构、老人的组织化程度和老年精英的流向、信仰有关。这几方面互相强化：越是村庄存在户族或宗族这样的组织结构，老人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老年精英越是愿意回到村庄生活，就越容易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老人在村庄生活的社会地位越高，在外工作的老人就越愿意回到村庄生活，老年精英回村的越多，就越能够强化户族或宗族内部的联系；民间信仰对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加强作用。相反，村庄越是分散成原子状，村庄对在外工作的老人越没吸引力，在村庄内部的老年精英越不愿留在村庄内生活，老人的社会地位就越没保障，而且这些村庄往往缺乏民间信仰，老人往往无法在信仰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归属，因此，老人就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自杀率高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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